周恩來信札
周恩來、賀龍與印度友人合影
2015西泠印社拍賣公司秋拍，有一個包括119件（組）拍品的特殊專場分外引人注目，那就是“崛起之路——中國近現(xiàn)代對外交往手跡”專場。筆者為此專訪了西泠印社拍賣公司專家陸豐川，請他介紹這個專場的來龍去脈。
緣起：紀念抗戰(zhàn)勝利70周年
蔣介石親筆
陸豐川介紹，這個專場去年就開始籌劃了，也是為了紀念抗戰(zhàn)勝利70周年，但又不想局限于抗戰(zhàn)，就把它擴充一下，比如和抗戰(zhàn)相關的外交，因為整個抗戰(zhàn)歷史也可以說是一個對外交流的歷史。
他說：“正好有一批國外藏家收藏多年的藏品，從來沒有拿出過，可遇不可求，幾乎集齊了所有的重要歷史事件的參與者，如第一次鴉片戰(zhàn)爭、八國聯(lián)軍等侵華將領。而中國的部分又是我們的強項，所以就計劃配成這樣一個完整的專場。”
他透露，當時跟華東師大的學者探討這個計劃，他們很感興趣，還邀請西泠去做展覽，隨后舉辦一個研討會，具體可以說是華師大古籍所、漢辦中心主辦、歷史系和人文學院協(xié)辦的。
從“文物展”到“手跡專場”
馬戛爾尼書信
怎么來定義這批拍品？西泠一開始在華師大舉辦展覽時取名為“文物展”，最后推出的拍賣專場則定名為“手跡專場”。
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？陸豐川表示，西泠為此專門討論過，最早的定義為文獻，但文獻給人的感覺好像都是像報紙那樣的印刷品，而西泠這次專場則主要突出手稿的概念，所以就改為了手稿。但是后來逐漸征集到的拍品又不僅限于手稿，如柏林的文檔、重大的簽名照以及一些報紙，所以就想把它上升到一個文物的概念，包羅性比較強。不過文物這個概念可能帶來歧義：在學界，第一眼想到的肯定是印刷品，但在拍賣業(yè)，大家可能聯(lián)想到的是瓶瓶罐罐，所以為了突出手稿這個特色，又重新改名手跡專場。
梳理20世紀外交史
說到這個專場的學術價值，陸豐川強調，他個人覺得整個專場的特色在于拍品比較全，比較有系統(tǒng)性。整個專場分七個章節(jié)：第一次與第二次鴉片戰(zhàn)爭、中法中俄戰(zhàn)爭、洋務運動以及甲午戰(zhàn)爭、戊戌變法、八國聯(lián)軍侵華、抗戰(zhàn)和新中國外交。
所以這個專場不光是抗戰(zhàn)，而是一個大國崛起的過程，所以我們把它定義為崛起之路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里面有很多小的專題，涉及中英、中美、中法等關系，也是跟大國崛起之路有很緊密的關系。要想更好地理解抗戰(zhàn)的文獻，理解20世紀中國的外交，一條更清晰的脈絡慢慢浮現(xiàn)，亦即中國的崛起之路。
重大史料有待發(fā)掘
陸豐川還介紹了專場中幾件特殊的拍品：
勞森的中國日記
一本哈利·勞森（AdmiralSir Harry Holdsworth Rawson，1843～1910）的日記，其主人是第二次鴉片戰(zhàn)爭的親歷者、英軍侵華上將。其中他記錄了當年大沽口戰(zhàn)役爆發(fā)當天的情況，巨細靡遺地記述了從凌晨三點鈴聲響起開始一整日的經(jīng)歷，包括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(jié)。還記載了少年勞森在中國的所見所聞，既有對時局的評論，也夾雜著對遠東風土人情的描摹。陸豐川認為，這么完整而且史料性又強的東西是很有歷史價值的，他希望有中國的博物館來收藏，中國的出版社來出版。
景星帖
一個54頁的冊頁取名為景星帖，由恭親王奕欣，洋務運動領袖李鴻章，軍機大臣兼總理沈桂芬，被譽為“中國實業(yè)之父”和“中國商父”的盛宣懷，清代著名外交家、曾國藩次子曾紀澤，洋務運動時期中央的主要領導者寶鋆，清代政治家與外交家、臺灣巡撫邵友濂，晚清思想家王韜，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王文韶等所作。跋文由日本第一任內閣首相伊藤博文，日本近代史上的外交官、漢學家井井居士，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森槐南等日本人題寫，戊戌變法失敗后逃往日本的康有為在己亥（1899年）正月題寫了跋文。如此蔚為大觀的書畫冊，是中日之間政治沖突和文化交流并行不悖現(xiàn)象的見證。
致唐在復信札
一批致中國外交官唐在復的信札，包括當時的總統(tǒng)袁世凱以及諸多外交家、政治文化名流，涉及中俄恰克圖會議、中日滬上停戰(zhàn)協(xié)議、抵制日貨、國際聯(lián)盟會議、贊助營造學社等重大歷史事件。陸豐川表示，唐在復是上海人，著名的外交家，幾乎經(jīng)歷了所有重要的外交決策，而他一生的外交生涯也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外交家，其中還涉及許多沒有發(fā)表過的重要底稿。
